比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改革家——怀高尚全

2021-07-06 08:00 秦朔朋友圈 原文链接:点击获取

来源:秦朔朋友圈

又一位改革老人离开了我们。

627日晚,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2岁。他从19855月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后,“三中全会”就和改革二字紧紧相连。

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商品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那么,不断深化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

今天我们谈到市场,比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觉得都是从来有之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但放在几十年前,很多都是禁区。

2014年12月11日,高尚全在中国金融博物馆做的一次演讲中,讲到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段故事。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是非常大的突破。当时高尚全负责起草《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内容。草稿中只提了“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人说不能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

高尚全说,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

之后,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本来没有发言资格的高尚全憋不住了,鼓足勇气举手发言说,“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他一口气说了五条支持劳动力市场提法的理由。

他讲了五条后,中央领导问:“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他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他把材料报给中央领导,“劳动力市场”就这样写入了《决定》,也变成了现实。

今年6月2日,国务院领导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实践证明,光靠吃财政饭增加不了多少就业,也不可持续,稳定和扩大就业还是要让市场主体‘唱主角’。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基本上每年都超过1300万人,绝大多数是靠市场主体吸纳的。据相关测算,一个市场主体平均带动8—10人就业,只要实际运营的市场主体保持在1亿户以上,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就业就能保持稳定和比较充分。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就业的‘大容纳器’,他们提供了85%的城镇就业岗位,相当程度上支撑了4.4亿城镇就业人员、近2.9亿农民工就业。”

除了坚持推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高尚全始终为扩大企业自主权鼓与呼。

早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过高尚全写的《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2014年那次演讲中,他说,“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

为什么1956年就呼吁企业自主权的问题?高尚全讲了两个经历过的案例。

一个案例是,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没有自主权,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个案例是,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企业没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提出,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等等。

高尚全的文章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谈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高尚全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

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并不容易,但高尚全始终跟随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大胆建言。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说:“他敢于建言的勇气,除了来源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深刻的认识,还来源于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情系国家民族命运,他完全没有私心。如果有私心的话,就不会发表那些建言,就会顾及外界的压力。”

高尚全曾说:“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嘛?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中国改革40年的回顾和思考》一文中,他提到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

改革开放43年,无数创业者和企业家写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诗篇。对很多企业家的名字,人们耳熟能详。但在这些名字之前,应该有那些富有远见、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的名字,遵循价值规律、竭诚为市场主体服务的公务人员的名字,负责任的学者的名字,等等。没有他们,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会坎坷得多,中国的营商环境也不会支持如此广泛的创业精神的迸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改革家。没有改革家,就很难有企业家破土而出的市场土壤。高尚全去世后,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怀念他,感谢他,本质上是在缅怀一位改革家,是在呼唤改革的深化。

改革未有穷期。用国务院领导的话,“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要强化改革担当,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勇于破除局部利益、部门利益,敢于“啃硬骨头”。

政简易行,政繁难办。政简易管,政繁易腐。政简便民,政繁扰民。要力行简政之道,秉持公平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进一步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

高尚全离我们远去了。像他这样胸怀天下的改革家、改革者,如同天上的星星,用改革之光照耀我们前行。他的名字,应该被每一位企业家记住。